区域经济交融

辽宋夏金的地域环境、经济形态及发展程度皆有不同，但这些差异并未造成彼此经济体系的割裂，反而促进了各政权内部经济的共融和各政权之间的经济互补，成为推动重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经济动力。 

契丹、党项、女真族群早期都以游牧、渔猎为主要经济生活方式。随着辽、西夏、金统治区域的扩大、族群的增多、人口的迁徙、农耕经济逐渐发展壮大，农牧渔猎混合经济愈发普遍，经济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，极大地推动了北方、西北、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。

辽建立前，契丹地区的经济形态以畜牧业为主，后来农业经济逐渐兴起，与畜牧业同居经济核心地位。辽灭渤海、得幽云十六州后，大量移民到潢河、土河流域定居，设中京安置奚人，形成了南部、东南部农耕区及中部牧农交错“插花田”区。辽中后期，上京道北、西北地区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，漠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得以发展，整个辽境内的目、农经济区域分布呈现出“农”向北扩、“牧”往（西）南移的趋势。中原的纺织技术、室韦和渤海的矿冶技术传至辽境，各族群相互学习生产技术，促进了不同形态经济的深度融合，为北方农、牧混合经济格局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。后来，西辽政权又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到今天的新疆地区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。

西域地区与辽宋夏金均有频繁的经济交往，高昌地区的农业也有一定的发展。高昌回鹘建立时，农耕居民影响了游牧的回鹘人，小麦、水稻、棉花等作物得以广泛种植。回鹘人还广泛使用铁犁铧、镰刀等中原农具，并充分发展水利系统和灌溉农业。

与北方相比，南方经济发展得更加明显。由于北方人口的不断南迁，两宋时期广大南方地区的经济一直呈不断发展态势。农业方面，采用先进的一年两熟的稻麦复制种制。棉花种植由两广、福建逐渐扩展到江南，广南西路、川峡路则成为麻和麻布的重要产区。两浙路、成都府路的蚕桑业非常发达。茶叶为南方诸路带来大量专营收入。手工业方面，棉纺织业、丝织业、制糖业、漆器制造业、瓷器制造业都在不同区域形成特色和规模。商业方面，草市—市镇—城市三级市场网络体系基本形成，长江南岸逐渐形成了密度较大的城市群，农村市场上，小贩、货郎走街串巷，活跃一场。不仅如此，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的海上贸易比以前范围更大、商品种类更丰富、港口更多，朝廷为此专设市舶司管理。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—交子诞生于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。此外，岭南地区在两宋时期也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始于隋唐时期的经济中心南移在宋代正式完成。由于社会安定与经济繁荣，南方地区既为周边地区输送了大量商品，还为许多族群提供了安居之地，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繁盛景象在此时已初见端倪。